據2009年6月21日新浪財經報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對煙產品消費稅政策作了重大調整，除煙產品生產環節的消費稅政策有了較大改變，調整了計稅價格，提高了消費稅稅率外，捲煙批發環節還加征了一道從價稅，稅率為5%。
筆者認為，就實際情況而言，這次的調整稅率，是和有關部門的所謂原因相悖的。可以這麼說，是背道而馳的。關於此次政策調整的原因，相關部門檔中的說法很明確，那就是“為了適當增加財政收入，完善煙產品消費稅”。既然相關部門本來就沒有控煙的意思，人們如果把控煙的希望寄託在煙草消費稅上，恐怕要失望了。其實，單純提高煙草消費稅，只能是讓煙民選擇好煙還是壞煙，而不是讓他們選擇抽煙還是不抽煙。我們需要理性地認識到，單純提高稅率不一定能達到控煙的目的，有時甚至有可能推動煙草業發展：這些地方會更加依賴於煙草，煙草企業更會理直氣壯地推銷煙草了。
其實，我們可以研究一下這次的提高煙草稅，對於煙草企業而言，意味著什麼。筆者認為，這其實對於煙草企業而言，絕對是福音。“為了適當增加財政收入”，以調撥價70元每條為界將捲煙產品分為甲乙兩類，70元每條以上的甲類煙由45%上調至56%。70元每條以下的乙類煙由30%上調至36%。生產環節的稅率調整，向來是調整捲煙產品結構和煙草行業格局的重要手段。從最早的單一稅率到現在從量定額和從價定率的複合計稅，充滿了國家煙草專賣局在專賣制度的限制下，不斷推進行業整合和市場集中的政治智慧。在金融危機之前，“提結構、保稅利”一直是業內關鍵字。經過一系列“關停並轉”，調撥價100元每條以下的低檔捲煙對工業公司而言大多已是乏利可圖，要不是為了保證總體銷量，估計很多工業公司都恨不得把50元每條以下的牌號直接停產。
很多工業公司為了進入異地商業系統，都是拿低檔煙當敲門磚，把高檔煙做添頭，先給商業公司銷售任務打底，再靠高檔產品給自己帶利潤。但受經濟危機衝擊，居民消費需求普遍低迷，今年捲煙市場的整體消費結構已呈現下滑，未來市場怎麼走，大家心裏都沒底。這個時候大幅提稅，就顯得格外敏感。筆者認為，提高稅率，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同時，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與其寄希望於提高煙草消費稅來控煙，不如寄希望於增加的煙草稅用於公共領域。比如，美國大幅提高煙草稅後，將使聯邦煙草稅收入增加近330億美元，這筆錢將用於資助聯邦政府一項為期4年半的兒童醫療保險擴大計畫。我們增加的煙草稅收入究竟用於何處，理應明確。我們知道，煙草會致人上癮。
用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煙草的價格是極其缺乏彈性的，對於吸煙者來說，他們對煙草價格變化的反應是極不敏感的，不管提高一元還是兩元，為滿足自身需求，他們還是會去購買煙草。試想，如果高稅收有效的話，那我們還有必要花那麼大精力去禁毒嗎？事實上，在我國，煙草價格已經很高，各種煙草之間的價格差距也很大。可是，這絲毫沒有妨礙煙草成為婚喪嫁娶、禮尚往來的必備物品。而且，正由於煙草之間的價格差距，衍生出了“某某香煙，廳局級的享受”類似的怪胎。
說句實話，真正提倡禁煙的，多的是一些社會組織。而代表國家力量的聲音，其實是很微弱的。這其實是與我國的一些煙草銷售制度有關聯的。我國實行的煙草專賣制度。煙草專賣局和煙草公司都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既行使國家賦予的煙草專賣行政管理職能,又從事捲煙、雪茄煙的經營。在這種體制下，“提高煙草稅”很可能會使政府部門產生更多的“依賴感”，甚至令政府“上癮”，當越來越多的稅收來源於煙草，有關部門就更沒有動力去禁煙，這種慣性一旦形成，將更加不利於禁煙。從長遠來看，“提高煙草稅”有可能令政府部門在各種利益的權衡中喪失立場。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我國農村，種植煙草所獲得的收入，遠遠超過一般的農村品。所以說，煙草是塊肥肉，在一些地方如雲南，煙草甚至還是當地支柱產業。在禁煙的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也確實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但更重要的是，煙草是政府稅收的最重要來源，這才是中國控煙局面“難解”的根源。政府作為禁煙的主角，在稅收最大化的施政傾向下難免力不從心。在我國，公益性的控煙活動、控煙宣傳，往往局限於“世界無煙日”，五月來六月走，與煙草商的大範圍、長時間的“公關”相比，顯得那樣的微不足道。在禁煙成果顯著的國家，“提高煙草稅”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有效辦法，這首先在於他們的控煙體制。政府在禁煙中所擔當的角色，更多的是一個宏觀的調控者，而真正能充當起禁煙主角的，從西方國家所取得的一些禁煙成果來看，是“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中立角色，使得其在協調煙草生產和進行禁煙活動方面做得最多、也是成績最顯著的。
更重要的是，此次提高的煙草消費稅幫政府走出財政困境之後，應逐步摒棄對煙草稅收過度依賴的觀念。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得出結論：各國政府從煙草行業中獲取的利益，遠遠低於政府因為吸煙導致疾病進行的公共衛生投入。本著增加稅收的目的提高煙草消費稅，從短期利益的角度可以理解，但我們需要認識到，其背後實際上是“煙稅害國”，每年有那麼多人因煙草危害而失去生命，每年政府都要為煙草危害而巨額投入。
有關部門在提高煙草消費稅的同時，也須警惕負面效應，比如，警惕煙草公款消費。儘管中紀委將聯合中國控煙協會禁止公款消費煙草製品，但由於在公款和私款消費的邊界上最模糊的是煙草，搞不好，納稅人還要為提高的煙草消費稅來埋單。稅收建立在稅基之上，加稅會導致稅基減少，因此增加稅率並不一定會增加稅收，提高煙草稅率會導致煙民減少、煙草銷量降低，結果必然是稅收減少而非報告中所稱的增加，也就是說，提高煙草稅率只會對控煙有利，而不可能對政府稅收有利。如此顯然的邏輯關係，為何被控煙協會看不到並作出相反的結論，硬是把減少稅收說成增加稅收，從而把這裝扮成“既保護了公民的健康、挽救生命，又增加政府收入”的雙贏政策。增加煙草稅率確實具有控煙效果，但不可能同時具有增加政府收入效果。
在這點上，我們可以看看外國是如何做的。在國外，提高煙草稅只是控煙手段之一，與此相配套的，還有香煙盒上赫然印著的黑牙、爛肺、骷髏等醒目圖片。這些直觀的形象能讓人一看就感到可怕和醜陋，警示作用很強。再看國內，各地的煙草品牌都以宏大的氣魄美化各自的香煙，只是在側面以很小的字體寫上“吸煙有害健康”。有人給此次煙草稅改革算了一筆賬，新政策實施後，每年由利潤轉為稅收的部分可能在600多億元。
雖然此次稅率調整的初衷，增加財政收入是主，控煙只在其次。但不管如何，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宗旨。在此次煙草稅提高一事上，筆者更為關心的是，增加的財政收入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回饋給普羅大眾。譬如，增加的稅收是否有部分甚至全部用於控煙？是否會像發達國家一樣，有計畫地發展煙葉替代以減少煙草製品生產，或者用於吸煙相關疾病的治療、戒煙治療、控煙教育、無煙環境創造等。一方面，在現行財稅體制下，政府對於煙草業稅收有相當大的依賴性。煙草作為最大的單一稅種，在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煙草業對一些地方省市的財稅貢獻就更大了。正因為稅收分量重，影響大，煙草行業內部不少人反對提高煙草稅率。因為一旦提稅，則意味著買煙的人少了，對行業影響就會很大，進而影響財稅收入。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情況是，在我國的社會文化中，社交場合“敬煙”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一種禮節。甚至敬的煙的品種、價格，也成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的象徵。特別是在婚喪嫁娶這樣的“大場面”上，香煙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社會上依然有這樣的習俗，公眾的消費觀念沒有改變，那麼，煙草的有效需求就不會降低。另外，送禮送高檔香煙也是現在許多人必要的“公關”手段，這一類的消費是剛性的，在現有條件下，需求也不會減少。
還有就是煙草消費依賴的環境氛圍依然存在。人們對煙草的危害依然一知半解；公共場所“無煙”計畫推行艱難；煙草企業廣告依然還在人們視野中徘徊；影視作品裏，吸煙的鏡頭隨處可見；煙盒包裝上，除了一行小小的“吸煙有害健康”，就再無警示性語言和圖案，這些消費環境的存在，會直接間接地刺激人們對煙草的消費欲望。控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其成效也不是一兩天就能夠看到的，實施過程中間還會損害一些行業和部門利益。所以，面對專家提出的提高煙草消費稅可以控煙的說法，我們不得不無奈苦笑。苦笑的是，在現實情況下，專家的想法未免“很傻很天真”；無奈的是，中國的控煙進程實在是步履艱難。公眾真誠地希望，相關部門不要動不動就想到用“提稅”來“控煙”，而應該首先擺脫對煙草行業的依賴，淨化煙草消費環境，並且貫徹、落實現有的禁煙政策措施。如何在現有的政策制度下，加大貫徹控煙措施的力度，擴大吸煙危害的宣傳，讓更多的人加入禁煙的行列裏來，才是當務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