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禿鷲”苦行僧——俄國作曲家Shostakovitch（肖æ
“文化禿鷲”苦行僧——俄國作曲家Shostakovitch（肖斯塔科維奇）1975年8月9日，蘇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在莫斯科病逝。其好友在他的葬禮上講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躺在棺材裏面的這個人臉上帶有微笑，我也曾經多次見到他笑，有時他的笑聲洪亮，有時他諷刺輕笑。但我還不曾見到他如此超然安詳的微笑！安靜，極樂，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終於得到瞭解脫。”
而說到俄國作曲家，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確，老柴對於全世界的愛樂人來說，是一座俄國音樂的里程碑。而進入19世紀後半葉，俄國音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受矚目和風格相對獨立的樂派，出現了以“俄羅斯強力五人團”以及20世紀的“蘇聯三巨頭”。
由於史達林政府的介入，“蘇聯三巨頭”成為一個國家的文化藝術的象徵。他們分別是留有《彼得與狼》並受到戈爾巴喬夫和克林頓青睞的普羅科菲耶夫，留有《馬刀舞曲》的哈恰圖良，和肖斯塔科維奇（以下簡稱肖氏）。其中肖氏以創作領域極其廣泛和與無知的史達林政府決不妥協而著稱，並且他又是一位少有的演奏自己作品的名家。
●人間慘劇傾現作品中
1917年，11歲的肖氏開始創作。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早已在他心裏埋下伏筆。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還是少年的肖斯塔科維奇經常喜歡在彼得堡街頭徘徊，他親眼看到沙皇員警打死兒童的悲慘情景，後來作曲家把它反映在標題為“十月獻禮”的《第二交響曲》中。
西方資產階級音樂的現代派、形式主義與1920年代開始正在形成的蘇維埃音樂文化展開了激戰。肖氏的某些作品也受到了影響，表現了某些現代派的特徵，曾引起輿論界的爭議。肖氏一生的經歷與他不同時期的作品一樣是離奇曲折的，忽被拋上雲天，忽又被擲入穀底，在激烈的跌宕起落中，精神和肉體都受盡了嚴峻的考驗。他的歌劇《姆青斯克的麥克白夫人》在1936年被《真理報》斥為充滿“刺耳的噪音”，“否定了歌劇的原則”，“徹頭徹尾的非政治傾向的虛構”；《第四交響曲》(1936)甚至在排練時就被撤下。對這位年輕的作曲家來說，他既有令人喜悅的初步成就，也遭受到最初的挫折。他用音樂之筆去寫著自己的時代和心靈。
●與“文化禿鷲”互藐
衛國戰爭時期，肖氏不僅留下了著名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在自己的回憶錄《見證》中他還口述了為國歌作曲的趣事兒。當時，史達林政府決定《國際歌》不再作為蘇聯國歌，因為考慮到《國際歌》是外國作品——法國的，因此他們匆忙地拼湊了新歌詞交給作曲家。對音樂充滿好奇卻又一知半解，被民間喻為“文化禿鷲”史達林命令由哈恰圖良和肖氏合寫一首國歌。肖氏回憶道，“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氣質也不同。何況有誰願意在作曲家集體農莊裏幹活？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
當時的評判專家顯然認為哈恰圖良和肖氏合寫的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史達林問肖氏需要多少時間，他說5個小時。肖氏回憶道：“其實，我們5分鐘就能弄好，不過如果我說我們當時就能在史達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史達林當時一定想：國歌是國家大事，肖氏居然說他只要5小時就能改好，這不嚴肅。”這再一次證明“文化禿鷲”史達林對作曲一無所知，最後這首作品落選了。從此史達林與肖氏便結上了不解之怨。
●史達林的歡喜憂愁
史達林喜歡看由肖氏配樂的《難忘的1919》，在這部電影裏，史達林手持軍刀站在裝甲列車的腳踏板上疾駛而過。史達林一面看一面感歎：“當年的史達林多麼年輕漂亮啊，史達林當年多麼漂亮。”肖氏回想起這件事情就大笑不已。
《列寧格勒交響曲》曾被譽為歌頌蘇聯軍民浴血奮戰，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保衛列寧格勒的偉大作品。但《見證》裏卻這樣說：“《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為被希特勒殺害的人們悲痛，但是我同樣對在史達林命令下被殺害的人感到悲痛。我毫不反對把《第七交響曲》題為‘列寧格勒’，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描寫被史達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史達林在世期間，肖氏在1948年接受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對他的批判，當時肖氏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藝術觀改造”不徹底，並保證今後要向“民間藝術”靠近。
但是當1953年史達林終於與世長辭之後，肖氏立即推出沉思冥想和熱情激動交相輝映的《第十交響曲》，以表示和之前的妥協完全劃清界限。同時由於普羅科菲耶夫的去世，他一躍成為俄羅斯音樂無可爭議的領袖。在之後的20多年間他創作了幾十部具有國際影響的作品，證明自己是一位能伸能屈、經得起考驗的作曲家。
美國《時代》雜誌封面上的肖斯塔科維奇
●羅斯福救了肖氏的命？
肖氏終其一生，也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各界社會名流會面，他雖然厭惡史達林政府對人民的強權和對藝術的徹底無知，但是卻極其的“蘇維埃”。他痛恨那些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人，他對西方從沒多少好感，甚至連羅曼·羅蘭訪蘇他也拒而不見。他認為史達林沒有立即把他逮捕殺害而留著自己的原因是他曾為前蘇聯所有的重要電影配過樂。另外，肖氏的那幅戴著鋼盔消防帽的側面像全球聞名，甚至登上了1942年7月的美國《時代》週刊，這幾乎成了前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象徵。
肖氏最終沒有被捕，活了下來，而不像他的一些音樂家朋友，諸如日拉耶夫、波波夫、維戈茨基、加舍夫等。作曲家在回憶錄中說：“我在回憶朋友的時候看到的只有屍體，堆積如山的屍體……我的交響曲多數是墓碑，我國人民死在、葬在不知何處的人太多了，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有人說是羅斯福總統救了他，傳說史達林與羅斯福的特使談建立第二戰場問題，特使卻說：“羅斯福總統認為肖氏是最偉大的音樂家！”這種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二戰即將結束時，肖氏的《第八交響曲》在美國初演，當時曾有134家美國電臺和99家拉丁美洲電臺以及加拿大、夏威夷群島、義大利、阿爾及利亞等國的電臺轉播了這場音樂會。美國輿論界對這部新交響曲評價很高。1945年美國為羅斯福總統逝世致哀時又演奏了這部作品的第一樂章。
俄國有人說：“有了肖氏的音樂，後人自會判斷俄國今天的歷史。”肖氏是20世紀最偉大的音樂家，然而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選擇安寧平和甚至是平庸，也不要當“偉大音樂家”。做“偉大音樂家”的代價是一生見太多的生離死別，流太多的淚，失去太多的摯友。事實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維奇就越覺得自己的作品毫無“偉大意義”，他勸導年輕一代遠離它們。這也正是“偉大音樂家”的大徹大悟。
附：關於肖斯塔科維奇的事件
●中國抗戰電影中“鬼子進村”的那段旋律，幾乎無人不曉。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段旋律是改編自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列寧格勒”》，最初是描寫德國鬼子入侵俄國大地的。
●中國歷史上有兩位演繹肖氏的名指揮家，一位是1953年因為現場聆聽了肖氏新作《第十交響曲》而煥發精神的老一輩指揮家李德倫（1917～2001），另一位就是上海歌劇院藝術總監張國勇。1992年，已經75歲高齡的李德倫依然矍鑠，他來到清華大學義務普及古典音樂，其間向清華學生們講述了這一典故，並親自指揮演出了肖氏的《第十交響曲》。
●2005年5月7日聯合國大會會議廳內響起了《列寧格勒交響曲》悲壯激昂的樂曲聲。這是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為紀念二戰勝利60周年而主辦的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音樂會。坐在最前面幾排的聽眾許多是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蘇聯紅軍老戰士神情凝重，完全沉浸在音樂之中，仿佛被熟悉的旋律帶回到那血與火的歲月。有的老戰士禁不住熱淚盈眶，不時掏出紙巾擦眼睛。演出結束時，全場聽眾起立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2005年8月24日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歌劇廳將演出根據肖氏《列寧格勒交響曲》創作的同名交響舞蹈《列寧格勒交響曲》——重現“戰火中誕生的樂章”。這是世界上首次將《列寧格勒交響曲》編成舞蹈，由俄羅斯著名藝術家、克林姆林宮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安德烈·彼得洛夫前來執導。由張國勇執棒，他曾師從俄羅斯著名指揮家羅日傑斯特文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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